研究生毕业不再强制要求提交学术论文，实践成果也可用于申请学位。这一改革正在全国多所高校推广，旨在打破传统的“唯论文”评价模式，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近期，南开大学两位工程博士生凭借在地面无人车领域的创新实践成果，成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他们的答辩内容涵盖了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和地面无人集群协同等前沿课题，并通过静态展示、动态演示和详细报告，充分展示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他们的实践成果，标志着以工程技术创新、实体装备研发等为代表的实践成果，已成为获得工程学位的重要途径。
这一变革的背后，是国家对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优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文件以及《学位法》的进一步明确，为这一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2026年毕业季，多所高校已陆续落地该项改革，首批通过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工程硕博士，正在改变公众对学位申请“论文是硬性前提”的传统认知。
在实践中，学生们通过解决真实的工程难题来完成学业。例如，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张心阳，深入基层调研，完成了关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的研究。他开发的系统能够整合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测等功能，为流域水环境治理提供了“智慧大脑”。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的硕士生刘乐乐，则专注于解决污水厂运行中的实际痛点，通过建立优化模型，显著降低了泵的能耗，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实际应用验证。
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将实践成果纳入学位评价体系，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认识。他强调，从实验室成果到工业化应用，需要克服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成本控制等多重挑战，这本身就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徐高明教授补充说，这项改革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开放的评价体系，从以“知识生产”为中心转向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使高校培养的人才更能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需求。
实践成果的认定流程与传统论文答辩有所不同，更加注重过程管理和实际效果。郜玉楠介绍，通常包括双导师联合开题、过程管理、实践成果鉴定会以及最终的答辩环节。答辩的重点在于展示成果的应用情况、实际数据以及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学生们也表示，与撰写论文相比，实践成果的研究周期更长，需要持续跟踪现场运行效果，并与企业导师、工程师等进行深入沟通。
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们普遍感受到“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真实工程环境中的变量众多，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可能影响项目进度。张心阳提到，专家组在鉴定其成果时，并非仅仅听取汇报，而是实地考察了鉴江流域的多个断面，并观看了无人监测船的演示，才最终进行评议。这种考核方式，更能体现对学生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的考察。
徐高明教授总结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对于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的评价标准应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尽管改革初见成效，但拓展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实施范围仍面临不少挑战。郜玉楠指出了“观念转变难”、“校企协同难”和“认定标准难统一”三大难题。许多导师和学生仍受“唯论文”观念影响，校企合作在成果归属和知识产权方面存在分歧，不同工程领域实践成果的形态差异也使得统一标准变得困难。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徐高明建议，学校应建立灵活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包含校内导师和企业专家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的存档和追溯制度。企业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和工程数据，并配备企业导师进行指导。社会层面，行业协会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形成社会认可和激励机制。
政府和社会第三方机构在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提供经费支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等机构，通过设立联合培养项目，整合了高校、企业和政府的资源。
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下一步需要总结梳理成功案例，完善流程细则，打造标杆项目，并广泛宣传，以增强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高指导水平。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也强调，应在制度体系上提供更多支持，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广阔的实践场景，并在实践中不断深耕和创新。
这项改革的推进，不仅顺应了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为培养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技术人才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未来的足球世界杯赛事中可能出现的工程技术创新提供了人才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