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作为科学体系的基石，是解决所有技术难题的关键。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涌动，科技竞争日益聚焦于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面对机遇与挑战，优化科研布局、增加投入、革新体制机制，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对实现国家强盛至关重要。本期“教育大计大家谈”栏目，汇聚了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更有力的措施加强基础研究，从而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参与此次讨论的嘉宾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李晓强；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刘铁岩；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嘉漪；以及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阳铭。
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对源头创新提出迫切需求
记者：当前，加强基础研究的紧迫感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晔光：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技术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使得源头创新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理解，是产生颠覆性应用成果的前提。同时，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本身就能催生新技术、新路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根本上化解“卡脖子”风险的战略选择。
李晓强：日益复杂的应用端问题，最终会将我们引向基础研究的源头。当前面临的诸多瓶颈，表面上看是材料、设备、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但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原创性研究就难以取得进展，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复。
刘铁岩：基础研究已成为当前竞争的核心底层能力。过去，我们可以在既有技术路线上追赶，通过工程优化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然而，如今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技术范式、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的方式。因此，当前讨论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传统的论文、学科和实验室范畴，而是要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的主动权。
结合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兼顾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
记者：基础研究需要“两条腿走路”，即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
张嘉漪：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虽然路径不同，但都指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有助于提高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它并非简单转变为工程攻关，而是围绕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聚焦其背后的科学规律、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自由探索则是产生原创突破的重要源泉，许多重大成果的萌芽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其不确定性恰恰是孕育未来产业变革的种子。
阳铭：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矛盾。自由探索虽短期内难以产生实用成果，却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科学基础；而目标导向研究聚焦现实需求，也能反过来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回哺自由探索。因此，应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
陈晔光：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无功利的环境；目标导向研究则应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以实现协调发展，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记者：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中如何发挥作用，并打通成果转化链条？
刘铁岩：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锐度、灵活的机制和开放的协同模式。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其“新”体现在“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与北京中关村学院的融合发展，以及以项目制为抓手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关键在于明确“谁来提出问题”和“谁来验证成果”，答案是“问题从产业中来，方案回到产业中去”。具体措施包括：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组织师生深入企业提炼科学问题；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共同定义问题、协同攻关；打通科研转化通道，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平台。
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实现资源向潜力创新者倾斜
记者：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如何更合理地分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
李晓强：尽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持续提升，但与全球创新强国仍有差距。因此，既要加大投入，又要深化改革，优化经费分配结构，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支持，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成熟科研团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建立跨周期资助机制。
阳铭：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在经费分配上，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是合理的，但也要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面临的困难。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应保障广泛参与，评审中更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使资源更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
陈晔光：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
张嘉漪：针对产业界“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推行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模式，由企业和高校共同凝练问题、投入资源。复旦大学已构建“复旦科创母基金+科创投资基金+社会专项资金”协同投入体系，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
刘铁岩：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牵引、企业出题、科研机构贡献原创能力、社会资本提供接续。对源头性、“无人区”方向应保持耐心，加大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应让企业更早参与，政府通过联合基金、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社会资本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
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
记者：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存在哪些难点，需要如何改进？
陈晔光：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难以用量化指标简单衡量。评价改革应回归专业判断，实行“小同行”评议，重点考察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不应“唯高影响因子”。
李晓强：评价维度需更全面，应重视基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技术路线积累等隐性产出，并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将原创方法、工具等纳入成果体系，并建立“探索风险档案”。
张嘉漪：证明研究方向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但评价上难以界定。因此，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至关重要。
记者：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
阳铭：青年学者入职后应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考核要求应与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考核可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而非仅以论文为唯一呈现方式。
刘铁岩：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关注阶段性评价，让青年在探索中持续获得正向反馈。二是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为青年人才提供岗位保障、团队资源、仪器平台等。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鼓励青年人才自主立项，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
